陶喆 小人物的自我修养
   编辑:黄洁敏     2013-07-24
如果陶喆都怀疑自己老了,你还相信音乐吗?如果陶喆告诉你,最初的创作都不是为你写的,你还支持他吗?如果陶喆变成了小人物,你还有信心在这个时代继续心安理得地生活吗?如果,只是如果吗?

如果陶喆都怀疑自己老了,你还相信音乐吗?

如果陶喆告诉你,最初的创作都不是为你写的,你还支持他吗?

如果陶喆变成了小人物,你还有信心在这个时代继续心安理得地生活吗?

如果,只是如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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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怀疑自己老了

四十岁的生日聚会上,陶喆忽然怀疑自己老了。

“没来由的,四十岁的人生画面就跳出来了”,他说,“我问自己,四十了诶,男人要走下坡路了,你打算怎么办?”

扛着或许是一个选项,并且陶喆对此并不陌生。在被音乐行业招致麾下前,他的职业经历足以写就一部“少年郎的人间漂流”,迪士尼乐园的自助餐厅、制糖厂、鞋店、乐器行,甚至洛杉矶警局都是他途经的岛屿。相比之下,音乐更像是一块由热情构成的隐蔽大陆,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迅速扩张。陶喆有一台两百多美金的四轨录音机,他曾经用这台机器捣鼓出了人生的第一段旋律,“其实这段旋律也没有多特别,但在它之前,我所有的歌都只能写一半,我还记得我爸跟我讲的一句话,他说,‘儿子,你这些作品就像是孤儿,因为都没有家,你可不可以把其中一首写完’,所以第一首完整的旋律写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度过了最初的瓶颈。”陶喆说。

至少有五年,陶喆对音乐的迷恋达到了一种让母亲匪夷所思的地步,至于父亲,则持默许的态度。母亲王复蓉是著名的京剧演员,她很难理解蹲马桶也要抱着吉他是种什么精神,“都不止是蹲马桶,和爸妈一起出门,他们开车,我就在后座弹;睡觉也是,躺着练,直到练睡着”,陶喆解释,“整个人就是疯狂的,因为我十五岁才开始(弹吉他)嘛,已经很晚了,那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玩,永远有学不会的东西,是一种想要征服它的欲望。”

征服的过程中免不了斗智斗勇,也免不了在“斗”的过程中留下忍俊不禁的笑柄。王复蓉记得,某天半夜,陶喆把枕头拍成了人形,铺上被子,然后顺着水管,从二楼爬到了一楼,骑着脚踏车去车房排练。但陶喆得意洋洋地纠正了母亲的故事,他说,“确实有这次夜行,但不是去练团,而是去找女朋友。”

制作人王治平初遇陶喆时,后者刚满24岁。他在一家洛杉矶的乐器行买音响,由于沟通不太顺利,是陶喆全程充当了翻译工作。王治平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陶姓的胖小伙儿和台湾综艺界如雷贯耳的陶大伟间有什么关系,他客气地与对方交流,并接触了对方的作品,而这些作品,让王治平有了如获至宝的欣喜。半年后,他向陶喆发出了邀请,征召陶喆为歌手周葆元制作唱片。

日后给陶喆发行过《I’m OK》《黑色柳丁》等专辑的前侠客唱片统筹杨璞璞回忆,陶喆头一次和他见面时,除了“兴奋得不停在讲”之外,还拿出一只黑色的“零零七”式的手提箱,“他嘭的一下打开,我偷瞄了一眼,里面是空的,只有一卷带子,他就把它锁在一只手提箱里”,杨璞璞说,“就好像把很多希望都锁在了里面。”

这种希望曾帮助陶喆渡过了漫长的独居生活。“我爸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在台湾,或者在其他地方拍戏,我妈呢是两边跑。其实我一个人在美国的时间非常多,然后我爸妈也不给我太多钱,我就经常自己做音乐,因为它不需要像打篮球一样找朋友,我自己弹自己录自己唱就好,我最早的作品是‘宅’出来的。”

同样,也是出于对这一希望的坚持,“具体来说,是发片的希望”,陶喆才“扛”过了四年的“纯幕后”生涯。他曾为王治平一手栽培的男子组合“洛城三兄弟”作曲,在一首名为《金斯顿的梦想》的单曲中,他把“自己最想唱的曲风写给了他们”,并设想过“自己唱会是什么样”。成名后,《金斯顿的梦想》被陶喆委婉地“藏”进了一支带有明显自叙意味的作品里,他说,“跟我一起唱,全部都献给你。”

四十岁一过,他就不“老”了

对于“该怎么办”的问题,陶喆思考了一整年,但传说中的“四十不惑”并未水到渠成般出现,他甚至错觉,“我是不是应该服老”。这种困顿感,经陶喆改头换面,变相地糅入了他的上一张专辑《69乐章》。回过头看,《69乐章》无疑被过分渲染了,企划文案里,阿姆斯特朗登月、波音七四七首航、朋克音乐诞生及披头士乐队解散等发生在一九六九年的事件和陶喆的出生关联了起来。团队似乎在暗示,这一年出生的人,注定会受到“整个世界串通一气,开始突破限囿,争取自由”的影响,而陶喆和他的音乐,就是典型的代表。

值得玩味的是,陶喆没有全盘肯定这一基调。相反,他幽默地变更了创作方向,以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编年史”自喻,在“正能量”尚未沦为心灵鸡汤前,狠狠地励志了一把。类似“我要坚强,不认输,要勇敢向前冲,谁都别来阻挡”的歌词,与其说是在描绘平民造英雄的脚本,不如说是四十岁的陶喆正用他所能想到的“最开朗的方法”自我暗示。

尽管《69乐章》的口碑不算优秀,但“很奇妙的,四十一岁的时候,我就没有‘老了,要走下坡路了’的感觉了”,陶喆说,“我想通了,不过是社会告诉我们人生会有一个所谓‘不惑’的阶段,但其实‘不惑’和年龄没有绝对关系,三十九岁和四十岁没差,四十岁和四十一岁也没差,对不对?过完四十,我就不考虑这些问题了。”

陶喆今年四十有四,他顶着一头漂染过的蓝发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在拍片现场,老艺人的谦虚和身为创作人的好奇心被陶喆综合成了一段轻松的小调。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他不在意自己穿什么,而是介意着装和出刊时的季节相不相符,“生活尽是细节。”显然,陶喆已经甩掉了“靠与才华或年龄抗衡”来获取持续关注度的拧巴,也在长期的实践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状态。他自称“小人物”,“我最怕人家问,‘陶喆你又不发片,平时都在干吗’——难道不是跟你们一样吗?骑脚踏车,去便利店买菜,开开车子,就是生活嘛。小人物的修养,是流淌在我血液里的东西。”

这也成了他今年演唱会的主题。《小人物狂想曲》原本是父亲陶大伟的一档节目,但在陶喆看来,它更类似于一种价值观,“所有的伟大,都有一个朴素而卑微的开始”,包括他本人。“回想起在美国打工的生活,当时是觉得又累又无聊,可实际上,我是在经历自己的磨刀期。那段时间把我磨得很光亮,很利落,所谓小人物的生活”,他用手比出了一对引号,“是甜蜜,也是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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